事实上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。
无论岁月长短、方位远近、处境高下，都会程度不同地留有这样那样的生命痕迹。
只不过，因为修行不同，那痕迹的形态与刻度也多有分别。
一
文艺之事，在一些人眼中，仅仅是糊口的一个营生，与卖瓜子、做泥瓦工并无二致。然而对于有些人，却由兴趣而后成为一种职业习惯，肩负一种文化责任。
一堆木头石块，在有些人眼中，那最多被看做是一些建筑的辅料；换了另外一些人，或许就能盖成一处居所；而在有些人手中，或许最终建造出的是一座殿堂。
一堆所谓笔墨纸砚的玩意儿，可以明窗净几，焚香染翰；也可以兴来一挥，解衣般礴……但检点而后，成就的或许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欢场，有的塑造出了千古观瞻之作，若《兰亭》，如《富春山居》，有的则徒糜纸墨，废画三千。
那些笔墨纸砚的玩意儿，在徐青藤恣肆放逸的涂画背后映照的是他潮起潮落的人生之流；于八大而言，其激愤的尘世到『实相无相』的『吁嗟世界莲花里』，都空幻在那般花花木木山山水水的墨韵之间；在齐白石的笔下，生成的是一幅幅红花墨叶的富贵清新，那份惹人欢喜的意味里浸透着他素心若雪的童趣与质朴；在黄宾虹的案上，本来白白净净的一张纸，逐渐模模糊糊下去，最终黑压压混沌一片——但，当你定神看去，那模糊里似乎幽深，那混沌中不乏光明。
二
作为一种文化形式，艺术具有广泛的包容与涵盖属性，允许无限的创造力来塑造。
艺术史的形态，注定是一个不断检验人类智慧与能量的过程。所谓艺术创作，一边关联着传统，一边面对着创新。
传统是一条河，一条流动的河。既然『流动』，就是跃动的、鲜活的，是奔涌不息的一种状态。昨日优质的因素沉积下来，形成稳固的河床，而平缓与激荡的塑造，却在于河水的流量与冲撞的速度，场面自然千差万别。传统，是需要不断创造的。昨日的创新，成为今日的传统；今日之创新，正可为明日之传统。所以有王右军『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』之谓。当然，过去时代里的优秀，也可能成为今日的过时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大浪淘沙，经得历史的淘沥，才能见真知。
创作的意义，在于能够驱动人心而弃旧图新。创作要不断生发新的文化产品，是对『人之为人』的主观能动性与认识力的考察，也是对其文化实践力的检验。一种新的审美取向，也往往随着少数个体的『先知先觉』而有超越寻常的塑造，从而感召时人，引领一时风气。优质的创作，不仅与审美紧紧相随，也还考验着思想的精度与纯度，其过程更是一次次令人心荡神驰而又不乏艰辛的历险。
有人认为，自晋唐以降，中国书法渐次式微。
诚然，这是站在书法诸体俱全、诸法俱备的角度论之。事实上，两宋时期可以成为一个分水岭。其上的晋唐，有如位列庙堂之高，塑造的是典章规制；其后，则游走江湖之远，允许无有约束、信马由缰地自由发挥。于是，杨维桢、徐渭、傅山、八大、金农、徐生翁、龚晴皋等人，以其学问、功夫，以其心性、才情与识见，在我们司空见惯的路径之外开辟了另外一条别见洞天的道路。这条道路或许狭长，或许陡峻，不足以令更多的人驾轻就熟，如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，只能在他们披荆斩棘的路上，在他们开辟的景致里面，做一位『观光客』，充其量『到此一游』而已。
时至清中期，帖学渐呈颓态。随着文物大量出土，新的文字材料不断涌现，这无疑为书家们提供了可资借鉴并创新求变的机缘与可能。如金石考据继而盛行，如阮元、包世臣、康南海等先后对碑学予以倡导，甚至高调鼓吹『尚碑』，否定帖学——此未免有偏激之处，但却使碑学得以大大推广，书法艺术发展到了一个碑帖并存的崭新历史阶段。此后，中国处境波澜起伏，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，经历了新中国成立至『文革』期间的二十余年积郁，直至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的逐渐解冻，文艺方面也自然面临巨大挑战。书法与其他领域一样，在『解放思想，更新观念』的风潮之下，期待新思路，新举措。
然而，一种新生事物，往往伴随着撕裂与阵痛，往往惹得故有老派的瞠目。这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人都是有惰性的，所以有固守一隅、自以为是、保守不化这样的词汇创生出来。毕竟，积习也是长此以往叠加起来的。只不过，因为惰性与自以为是的放逐，我们往往习惯于轻车熟路，往往满足于习以为常。
近年来，中国书法界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民间书风的冲击。然而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青年欢欣鼓舞？为什么受到那么多『批判』而这些家伙至今仍不知悔改依然乐此不疲？
答案只有一个：审美与心灵得到共鸣。
可以说，民间书法正是在王镛等人的倡导下应时而生。
王镛所倡导的民间书风，正是与大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关联的产物，是对清中期以来的碑版书风的一种承接，更是一种拓展，并为当代书法的深层探讨提供了一个基点。由于日常书写工具的变化，毛笔从实用功能被逐步赋予了较强的艺术属性，书法从少数贵族阶层所独享的角色，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『全**动』，书法从几案之间走向了墙面，从居室走向了展厅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王镛之于民间书风的倡导，提出以『根植传统，立足当代，张扬个性』为宗旨的『流行书风』（只是一种提法），实际上更为注重感性发挥与理性自觉的互为补充，这绝不仅仅是对古拙、朴厚、粗犷风格的敏感与认可，更是对艺术规律的尊重。进而，在当代书法发展史上，碑与帖、经典与民间的诸多因素，都成为可以自由穿行于『传统』与『现代』之间的『合法公民』，各具特色，多元共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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